感谢斯维塔，还有和她一样善良的人，他们历经磨难也未脱贫困，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们，让我感到俄罗斯是一个温暖的国度。
大家好，我叫马强。十多年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俄罗斯进行田野调查，以及做一些关于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提到俄罗斯，大家可能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过去的一百年或者是近代以来，我们和这个国家在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上有着太多的纠葛。说陌生，是因为我们仿佛从来没有走近过这个国家，我们对它可能只是一个感性的符号化的认识，比如说战斗民族、苏联老大哥、喀秋莎等等。
今天我就想通过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三个房东的故事，来为大家讲述苏联解体后，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之后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
2007年12月，我到了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进行田野调查。当时我的导师高丙中教授正在推动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把学生派到了世界各地。
他对我们这些第一批到海外的学生有三个要求，第一是要学习和使用当地的语言，第二是要住到当地人的家里，第三是时间要在一年以上。
当时最让我焦虑的就是如何找到当地人的家庭，因为在莫斯科那样大的城市，很难找到一个家庭能接纳像我这样作为研究者的外国男人。
斯维塔：Света 烛光、光明之意。
2008年，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我叫他洪哥。我的第一个房东叫斯维塔，洪哥他在斯维塔家住了十年，与斯维塔情同母子，因为有了洪哥的关系，斯维塔欣然地接受了我，这样我走进了第一个俄罗斯家庭。
斯维塔是个出生在乌克兰乡村的女性，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她中学毕业以后从乌克兰的乡村到了俄罗斯的大城市沃罗涅日。她做过售货员，卖过冰糕，最后在州政府的车队工作一直到退休。
她虽然这么漂亮，但是当时她的生活负担非常重，因为要照顾生病的二哥，她一辈子没有婚嫁。1988年是斯维塔最幸运的一年，因为那一年，经过漫长的排队和等待，她获得了政府分配给她的一套两居室住房，还有郊区一块600平方米的土地。
在俄罗斯，这600平方米的土地叫做达恰，达恰这个词在俄语里是赠与、给予的意思。在沙皇时代达恰是赐予贵族休闲的地方，到了苏联的前期它成了分配给领导干部的福利。赫鲁晓夫时代，它成了普通人可以拥有的一块土地。当时赫鲁晓夫是想让大家把这个土地用作农用地，以解决当时的粮食危机，但后来人们都在达恰上盖了小的别墅、木屋，这里也成为了人们的休闲地。
俄罗斯的劳动者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一般把它安排在温暖的七月到八月。这些人有的会去国外旅游，有的是去国内的名胜地度假，但即使是没有钱去旅游度假的穷人，也可以去自己的达恰度假。
我的访谈对象中很多都说童年中最美好的经历，都是在达恰里度过的。
当然对于很多老人来说，达恰是他们的养老地。这些老人很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在达恰里居住，有着他们自己的乡愁，甚至很多人选择在达恰里终老。
斯维塔所在的别墅区曾经出现过老人在达恰里去世，几天以后才被发现。斯维塔对我说过，这些白发老人就像神的蒲公英，风轻轻一吹，便四处飘散了。
还有一批人，达恰对于他们而言是菜园，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斯维塔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危机中过得很困难，她曾经跟我说过，打开冰箱的时候甚至没有什么食物。她想到过挨饿，但是正是有了菜园，她可以刨点土豆，种点蔬菜，采点野果，生活还可以过得下去。
即使到了2009年，斯维塔的退休金也只有4000卢布，当时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大概是3：1，也就是说只有1000多人民币，而刨除了水电费、物业费、煤气费，她只剩下2000卢布。
这2000卢布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所以达恰出产的这些蔬菜水果负担了她很多的食物支出。当然很多人也在达恰里种菜，因为他们认为达恰里的蔬菜是有机的、绿色的，他们甚至要自己腌酸黄瓜，自己酿酒，自己榨果汁，自己熬果酱。
一百年来俄罗斯经历了非常大的社会变迁，比如说十月革命，比如说苏维埃时代的工业化，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这些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到了城市，他们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变成了市民。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达恰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仿佛有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很多城里人定期或长期地从城市到乡村，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逃离城市的生活，去郊区享受自然，与土地亲近。
刚住到斯维塔家的时候她很悲伤，因为她的大哥朱拉刚刚去世，每次去菜园的时候她都跟我念叨说，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朱拉帮我翻的地，今年他人就没了。
直到有一天，是朱拉去世的第40天，从来不去教堂的斯维塔领着我去了教堂。她说，按照东正教的礼仪，人去世40天的时候是他灵魂升入天堂的时候，是最后的告别。
斯维塔跟她的二哥最为要好，她一直照顾她的二哥到去世。她的菜园里有块地方，从来不种别的东西，只种郁金香。她本身不是一个爱花之人，但是等到鲜花盛开的时候，她一定要采下这些鲜花送给她的二哥。
她二哥的墓地在这个城市西南郊的一片松林里，墓地旁边有一个小长凳。送花的那天我和她在这个长凳上坐了很久，她对我说，她死后也想埋到这里，也想要二哥墓前这样的长青草。她想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字，这样她的中国孩子们再去看她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
微拉：Вера 信仰之意
我的第二任房东叫微拉，她是斯维塔的好朋友，住在达恰区山下的村庄。微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嫁到这个村子，后来生了孩子，当时城里的工厂倒闭了，她没了工作，为了家庭的生计，微拉一家决定养奶牛。
她家养奶牛的条件非常好，门前就是一大片的草场，草场的草夏天都有半人多高，非常丰美，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当时微拉养了三头奶牛。
养奶牛是非常重的体力活，用微拉的话讲，她从早到晚脚不沾地，她可以一手拎着30公升的奶桶在草场上飞奔。俄罗斯的民俗学家曾经跟我说过，其实在俄罗斯，熊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象征性动物，奶牛才是，而且是女性的象征。
我测算过，微拉家的一头奶牛，她卖牛奶赚的钱与城里的工薪阶层赚的钱差不多。正是微拉养奶牛赚的钱，帮她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也帮她家里建了房子，抚养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等我到微拉家的时候，她家只剩一头奶牛了，她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她说这样她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会多一些。现在乡村里很少有人去微拉家买牛奶，因为大家都去商店里买，商店里的牛奶又便宜，保质期又长。
微拉的丈夫叫彼得洛维奇，是个很有趣的俄罗斯男人。彼得洛维奇是个退休的警察，在他的嘴里他自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聪明劲在于，他可以不用费什么代价就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比如说他想建房子，缺木材，他就到铁路旁边的森林里偷偷去采木头，或者去扒铁路路基上的石块。他想给他家的奶牛找到最好的草料、食材，他就去偷国营农场的甜菜，去掰他们的玉米。
聊到这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从来不用“偷”这个字，而是用“拿”。他曾经严格地区分过这两个词的概念，他说拿个人的财物据为己有才叫偷窃，而拿国家的东西给自己就叫拿，因为整个国家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而且国家那么大，我拿自己的一份，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前我以为只是彼得洛维奇一个人这么想，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一个夏日的午后，康麦因刚刚收割完国营农场上的一片麦子，麦秸还没有经过处理，我就看见这个村的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着马车，开着蜂拥而来，不到半个小时，这片麦秸什么都没有了。
彼得洛维奇跟我说过，这是他们在集体农庄时代养成的可以无限攫取集体东西的一种思维惯式；还有就是在苏联解体后，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条件下进行了私有化，人们可以无限地攫取国家的财富。
这些漫画就讽刺这个现象。而且有个规律，越有权力的人攫取国家的财富越多，所以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会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量新俄罗斯人的产生，这些人的人数占俄罗斯人口比例非常少，但是他们却占据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形成了所谓的寡头经济。
后来俄罗斯政府严厉地打击这种寡头经济，但是就在2018年，根据统计，1%的俄罗斯最富的人占有的国家财富达到了57%，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要高。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这种社会结构：一小撮非常有钱的人和一大堆没有钱的贫民。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是有社会风险的。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还在于，大量的俄罗斯人都像彼得洛维奇一样，是没有公民精神的，是没有公共道德的，所谓这个国家处于一种道德的失范。
当然俄罗斯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找到了一个药方，就是信仰的回归。微拉在俄语里就是信仰的意思，人如其名，微拉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徒。
我到微拉家的第二天正是东正教非常重要的节日，叫圣三主日。这个日子在民间是洁净、去除污秽的意涵。那天在教堂的门口和屋子里，都要用白桦树叶来装扮，地上要铺上青草，因为这个节日是非常盛大的。我记得那天的礼拜一共持续了6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
微拉的信仰是源自她的母亲季娜。季娜是个非常善良的集体农庄的庄员，她住在微拉家的时候对我非常好，每天晚上都要给我端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而当彼得洛维奇每次熘熘达达地去拿东西的时候，季娜都会默默地祷告说：让我来承受这份罪恶吧。
季娜在微拉很小的时候就偷偷地请神父给微拉的三姐妹受了洗，因为在季娜看来，没有洗过礼的孩子很容易受到不洁力量的侵袭，这样的孩子总会得病，他死后的灵魂也不会升入天堂，这是万万不能的。
后来我采访过很多的人，很多在苏维埃时代生活和出生的人，实际都是受过洗的。他们告诉我，即使在无神化运动最为激烈的年代，普通的俄罗斯人家庭还会有圣像角，人们遇到了难事，遇到了疾病，发生了人生大事的时候，还会向圣像祈祷。
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俄罗斯人或者是当时的苏联人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我所在的黑土区乡村，用当地人的话讲，教堂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纷纷长了出来。
但是教堂的重建并不等于信仰的重建，经过了无神论教育，经过了世俗化，现在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已经不如革命之前的那些俄罗斯农民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去教堂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宁静，让自己的心灵更轻松些。
那次礼拜的最后一个仪式，就是向神父告解。微拉藏在神父大大的袖袍之下，跟神父告解了很长时间，等到神父的袍袖张开的一刹那，我看到微拉泪流满面，也许那个时候，平时生活的种种压力可能就消解了吧。
娜塔莎：Наташа 美好之意
我的第三个房东叫娜塔莎，她住在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娜塔莎在俄语里是美好的意思。娜塔莎的丈夫瓦洛佳是一个木雕师，娜塔莎本人是个彩绘师，她在木雕上画有俄罗斯风格的花纹。
娜塔莎的儿子阿列克子承父业也学习做木雕，她的女儿阿克桑娜和她学习彩绘，所以他们家里有一个小作坊。
娜塔莎说过去木雕订单多的时候，他们要几个月都在这个作坊里劳作，所以他们从事的是关于木的艺术。俄罗斯民族起源于森林，所以木文化、森林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曾经说过，存在着俄国的“木”和西欧的“石”的对立，也就是说西欧是“石的欧洲”，而东欧是“木的欧洲”。俄罗斯人住在小木屋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工具一般都是木器，即使到现在，每个家庭里也会保存着这样的木勺、木碗，这是他们的传家宝，更是他们对传统的记忆。
娜塔莎一家过去是在村里的文化宫工作，教孩子们木雕和彩绘，但在集体农庄解散以后，这个文化宫没有了经费，慢慢关闭了。娜塔莎夫妇也失去了工作，木雕的订单也渐渐地减少了。因为与大机器制作的木器工艺品相比，他们手工制作的工艺品性价比不高。
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开了一家蒸汽浴室，俄语叫баня。
这个баня实际也是木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它一般在一个小木屋子里，用的燃料也是木材，人们会用白桦树的枝叶沾上热水抽打自己，以驱除疾病。
这几条谚语是我在她家的баня里抄录下来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баня是一个神奇和神圣的地方，因为在баня里清洁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只有心灵和灵魂是干净的，那么这个人才是神圣的，这个地方才是神圣的地方。
баня的门口有树神守卫。
баня里头有баня神，就是在美女旁边的这个老爷爷，他住在баня里。很多没有出嫁的姑娘在新年前夜都要到баня里聚会，她们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自己未来丈夫的样子。
所以说无论是树神、баня神，还是算命占卜，它们并不是东正教的信仰，而是东正教来到俄罗斯之前的多神教的信仰。即使是这么古老的信仰，在民间还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
баня也是一个社会交往的空间，娜塔莎家的баня是预约制的，它不是公共浴室，一家人或一伙朋友可以预订两到三个小时，在这两到三个小时之内是不接待别人的。这个时候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洗浴、喝茶、喝酒、聊天，甚至可以烧烤、唱卡拉OK。所以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淋浴，但是他们喜欢在баня里洗澡，因为这样就可以和朋友们相聚。
当娜塔莎夫妇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去当服务员，来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也自己夹一些私货，我经常在баня里访谈，所以我的很多访谈对象都是光着身子的。
娜塔莎所在的村子过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消失之后，村子里再也没有更多的工作岗位给村子里的人了，所以年轻人们大多都出走去城市里打工。
娜塔莎的两个孩子也都去了城市，阿克桑娜去了城里的吉他厂工作，她在吉他上画俄罗斯的花纹。这个工厂在俄罗斯很有特色，在当地是明星企业，所以我们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阿克桑娜拿画图的样子，这个时候是娜塔莎夫妇最为骄傲的时候。
阿列克跟着一帮朋友去了沃罗涅日工作，由于他只是中学毕业，也没有什么技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对他影响很大，就是工作半个月休息半个月，所以在这半个月中间他没有地方去，只能回家和一帮朋友在小酒馆里喝酒，无所事事。
后来阿克桑娜也离婚了，独自抚养着女儿，她在城里租的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集体公寓，因为她在吉他厂的收入也很微薄，很难支付她的开销，所以说娜塔莎夫妇还要经常去接济她。
村里的这些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但是他们很难在城市里扎根，当他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回来，回到农村，但是农村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地方，他们就重整旗鼓再去城市，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迁徙。
从娜塔莎家走了以后我就回国了，后来跟她家也没有太多的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娜塔莎告诉我说她要搬走了，她在别的州找到了工作。我现在也不知道阿列克怎么样，成没成家，我也不知道阿克桑娜怎么样，可能她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吧。
在整个俄罗斯乡村调查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自由。在苏联解体后，人们获得了流动的自由，可以从城市到乡村，可以从乡村到城市，可以从故乡到他乡，也可以从祖国到国外。同时他们获得了生计的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经营自己的生计。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让普通的俄罗斯人能挺下来，能活下去，还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俄罗斯人是勤劳的、坚忍的，以及他们面对苦难的乐观。大家都说俄罗斯民族是战斗的民族，我想这些品格是战斗民族的内核。
我在这三个房东家的经历还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传承。无论是生活习惯，手工技艺，对土地和自然的态度，人生礼仪以及宗教信仰，都在家庭代际中间传承。
正是因为有了传承，让俄罗斯的文化有了历史感和延续性，无论社会制度怎么变迁，物质生活怎么变化，俄罗斯人总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存在和延续，也许这就是他们经常说的“俄罗斯心灵”。
当然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我还在俄罗斯乡村看到了一点，是衰落。年轻人大量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村子里就是老人的世界，家家关闭着门窗，互相不往来，就连节日里一点节日气息都没有。
整个乡村也被卷入了消费的世界，人们不再是生产的单元，而只是消费的单元。他们获得东西只是从商店和市场上获得，他们过去的那些农业生产、手工生产、木业生产的东西都慢慢地在俄罗斯乡村消逝了。
2015年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房东斯维塔去世了，她走得匆忙，我也没来得及送别。听洪哥讲，他请微拉按照东正教的礼仪为斯维塔举行了葬礼，在她去世后的40天也为她举行了安魂仪式。
2016年的时候我还去俄罗斯进行了田野调查，那年的复活节我跟洪哥相约去给斯维塔扫墓。按照俄罗斯人的礼仪，人去世一年之后要在墓上立墓上碑。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当年斯维塔对我说的话，我们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中国字，上面写着：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站在她的墓前我非常感慨，十年前我到俄罗斯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能接纳我的俄罗斯家庭，而如今我也能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按照俄罗斯的礼仪送别我的房东。
感谢斯维塔，还有和她一样善良的人，他们历经磨难也未脱贫困，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们，让我感到俄罗斯是一个温暖的国度。也感谢大家今天来聆听我的三个房东的故事，也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能让大家对俄罗斯多一点点了解。
谢谢大家。
